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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戛中

2020-11-19 来源:德宏网 作者:杨新民

(潞西县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1969年2月,我16岁,还处在受监护的年龄期,便加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我乘车出昆明安宁,沿着滇缅公路一直向西,过楚雄、下关、永平、保山,跨过惠通桥,来到当时称为“外五县"之一的潞西,被分到遮放一个叫戛中的傣族寨子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6年。

  从今天算起来,离开那里已经30多年了。这期间,我进工厂、上大学、分配工作,国内国外到过很多地方,民风民俗见了不少,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尽管我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可能会模糊或忘记,但在戛中生活的6年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清晰的烙印。戛中这个傣家寨子,已成为我心中永远割不去的记忆和念想。知青之间、知青和傣族乡亲之间朝夕相处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结下的情谊,以及迷茫困惑、思怀眷恋、知音乡音,或许还有很多很多,交织在了一起。但今天,我只想把它们统统归纳为亲情。因为,只有亲情才是最珍贵的,只有亲情才是永恒的,只有亲情才真正无遮无掩地体现出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人间温暖,释放出人类最本质、最善良的天性。

  下面仅从众多回忆中选出几组细节,演绎当年知青和傣族乡亲之间、知青与知青之间最纯朴的友谊和亲情。

 

回忆之一:难忘橡胶山

  去橡胶山劳动的那些日子,是我在戛中最愉快、最值得留恋的日子。在我们插队的第一年, 国家配发有安家费和一年的生活费,所以第一年我们不用为能挣多少工分而伤神,出工是集体劳动,也不计较谁干多干少。考虑到我们刚来,生产队只安排一些副业活计给我们干,去橡胶山锄草就是其一。不知是考虑到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政治任务重大,还是怕知青难管,每次去橡胶山出工,都是由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宰弄(傣语:大哥)上喊亲自带队。上喊是我走出校门后在现实生活中遇见的第一个傣族领队(我只能这样定位他的身份,因为当时他既不是在任的生产队长,也不是领工资的乡干部),他完全不是某些描写“文化大革命”电影中那些空喊战天斗地口号的生产队长的形象,而是说话温文尔雅,语调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他读过书,不太熟练的汉语中带着浓浓的傣腔,完全像个乡村教师。在他手下干活儿,我们没有压抑感、异地感和自卑感,不会担心自己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让人笑话,很像在昆明读书时老师带着去农场劳动的感觉。10多个知青在一起干活,难免会聊聊天,哼哼小曲,发泄发泄离家的空虚、孤独和焦愁,有时干脆自己给自己休工一会儿。这时,上喊也不会发脾气,只是轻轻地问,你们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是不是累了?我们听了都感到很温馨。按现在的话讲,那个年代的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行为管理科学的水平呢。

(割胶)

  我喜欢去橡胶山劳动,除了爱扎堆儿外,还有两个缘由:

  一个缘由是,橡胶山附近有很多野芭蕉林,挂着成串的芭蕉,虽是野生的,也属于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听说,芭蕉在树上是很难自然熟的,必须摘下来,捂盖起来闷熟了才能吃。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有时会把不安分当做一种“游戏”来宣泄,馋急了也会想点儿歪点子。于是,我们先在离橡胶山不远的向阳地上挖一个大坑,然后砍下生芭蕉放进坑里,上面再盖上厚厚的茅草。去橡胶山出工的时候,隔几天就会派人去观察下,看芭蕉是否熟了。如果熟了,就会避开上喊,分批去享受“上帝赐给的野餐”。上喊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我们的秘密,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因为有一天他 有意无意地问我们,谁知道香蕉和芭蕉的区别?他告诉我们,香蕉通便,芭蕉吃多了会便秘。

  另一个缘由是,橡胶山对面隔着一条小河就是生产队的菠萝山,在菠萝成熟的季节,可以闻到对面山上飘来的阵阵菠萝香。那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即使在昆明也很少能吃到菠萝,于是嘴馋的我们又搞怪了:“宰弄上喊,在昆明,我们从来没见过菠萝,它长什么样?是酸的还是甜的?”我咽着口水问上喊。上喊很聪明又厚道,笑而不答。他知道我在和他装相,也体谅我们知青远离父母又嘴馋的可怜,就亲自蹚过小河到对面菠萝山上,砍回来一背箩菠萝给我们解馋解渴。

  返城回昆明后,每次重回戛中,我几乎都会到橡胶山上去看看。当年种下的橡胶苗,已长成大树出胶汁造福村民。当微风吹得橡胶树叶哗哗作响时,我仿佛又听到当年知青锄草的声音,还有上喊轻轻喊着开工、收工的声音……

  感谢你,橡胶山,是你让我们当年思家的心绪暂时得到安抚和慰藉;感谢你,上喊宰弄,是你让我们初入社会便感受到了傣族人的关爱和善良。

 

回忆之二:难忘“老傣”情

 

  在平常的资料中,都只介绍傣族以好客、诚实、善良等传统美德而著称。我在戛中和傣族乡亲一起生活的经历中,还发现这里的傣族其实还具备极其宽厚的包容性和容易接受外来新生事物的非排他性。这与这里的傣族长期生活在滇缅公路沿线,同公路文明相关的历史、经济、文化发展不无关系。

  滇缅公路筹建于1924年,建成于1942年,其芒市段110公里于1938年完工,戛中位于该路的954公里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滇缅公路在20世纪80年代经多次改建、改线后,被命名为“320国道”)。通过公路带来的流通,便利了生产和生活,同时也拓宽了当地人与外界接轨的视野。知青的到来,不仅仅是传递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信息和行动,客观上还带来了新知识文化与传统文化、新科技与旧风俗习惯的碰撞。戛中正是依附历史上公路文明发展带来的惯性作用,使这里的傣族面对这些碰撞,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不是躲避而是接受,不是保守而是进步,从而能动地促进了知青与傣族老乡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互学互动。从大处讲,这促进了汉族文化和傣族文化、内地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发展;从现实讲,知青在这里接受了“再教育”,反过来也教育了傣族农民。所以,这种包容性又是互补的。比如说,老知青们返城后,经常津津乐道傣族传承有不重男轻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云南各地的傣族饮食文化中,至今我只钟情龙江、瑞丽江沿岸的缅锅饮食文化;喜欢穿手织土布衣等,就是知青下乡后从傣族乡亲那里学到并获得的认同。而当地的傣族百姓后来在推广使用化肥,种植杂交稻、双季稻等科技种田新技能时,所表现出来的认同性和积极性,更为知青所共睹。我把包容性、互补性和人性这三性的美德归为“亲情”二字,就涵盖了我一直忘不了的“老傣情”。

  老方的傣族名字叫方嗯软,他长得有点像电影《地道战》中的老钟叔,曾当过村长,在寨子里有一定影响。戛中建立知青集体户后,实行住房、生活、劳动、开支等几个统一,知青户长刘忠浦就带领知青在队里分给的地上开了菜地,建了厕所,便于用粪水浇菜。这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不承想却引起了一场震动。

  芒市属于亚热带,在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吹拂下,这里的气候得天独厚。在吹夏季风的季节,温暖湿润雨水多,使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各种野菜应有尽有。所以,在戛中的历史上,农民是不种菜的,就是有人在刮秋季风的旱季偶尔种一点蔬菜,也只使用人粪肥以外的农家肥,并且傣族也不建厕所。那时知青新建了厕所,村里人往往避而远之,绕道而行。至于用人粪施肥浇菜,更成了村里的“大逆不道”。我们用人粪施肥后,蔬菜在亚热带气候的滋润下长势极好,南瓜比脸盆还大,黄瓜比手臂还长,获得了少见的丰收。

  我们想送一些蔬菜给傣族老乡尝尝,但对浇过人粪的蔬菜,傣族人是绝对碰都不碰的。这时,知青们想到了老方,想让老方带个头。动员老方吃知青种的菜,事情虽小,但对推广种菜,特别是推广“一户一厕”意义重大。老方是个知事明理的明白人,他笑眯眯地接受了知青的赠菜。同时,老方又是一个大智若愚的聪明人,吃了菜后又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种的菜味道怎么这么甜?是不是种菜时撒了白糖、浇了糖水?不管当时老方接受知青蔬菜一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反正后来,生产队有了蔬菜地,寨子里在自家房前屋后种菜的越来越多了。再后来,“一户一厕"在戛中村,也成为见怪不怪的事了,进而成为生活的必需。

  哑巴爹弄的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时和他交流,只能用肢体语言比画。据说他年轻时被入侵滇西的日本人抓去,学会开车后在滇缅公路上为日本人开车。后来中国军队收复滇西,日本人战败逃往缅甸前,给他吃了一种什么药,把他弄得不能说话了。他平时只负责生产队里的牛车运输和放牛。我因为水土不服,腿上生疮不能下水田,被照顾去和他一起赶牛车。

  那段时间还真惬意,每天最多时,5部牛车一起出发拉香茅草,他在第一部牛车上领路,我在最后一部牛车上压尾。我这时才知道,天下不仅有老马识途,其实老牛也是识途的。我在末尾,根本不用驾车,只需躺在牛车拉的厚厚的香茅草上,听着吱嘎吱嘎的牛车轮声,看着天上的白云发呆就可以了。

  在我和哑巴爹弄相处的日子里,双方虽然无法进行语言沟通,但我发现他的内心丰富细腻,充满着爱心。他有时会对着远山“呀呀喔喔”地唱着什么。出去放牛吃晌午饭时,发现我只带了咸菜,他会递过来一小条自制的火烧牛干巴。有一次上山放牛,我看见他点着一把茅草去熏野蜂窝,熏得野蜂漫天飞窜,吓得我逃得很远,听见他“啊啊啊”地叫我返回,才知道安全了。回来后,他递给我大块淌着蜂蜜的蜂蜡,示意我像他一样嚼着吃。我接过来看看蜂蜡,里面还有不少乳白色的蜂儿在蠕动,连头皮都麻酥透了。还有一次,他带我上山砍木料做牛车辕。俩人扛着砍好的木料下山时,碰上大雨,看到我没有带雨布,他马上把自己的雨布给我,并砍了一根树枝给我做手杖防滑,他自己则砍野芭蕉叶挡雨。当时我特感动,也不知道那时脸上流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小赛比我小一两岁,按傣族男性的名字排列,“赛”在家里应该排老四,但他在工作上是我的“老大”,因为他是夏中小水电站站长,我只是小工。

  说是小水电站,还不如说是小水电作坊,这是因为从站长到小工只有我们两个人。每天池塘所存的水仅够发个把小时的电,勉强能让灯泡发出蜡烛光一般的亮光,平时多用于碾米。

  小赛是个极聪慧的大男孩,长睫毛,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透着坏坏的顽皮。他会问我一些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在了、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你们了、昆明人上班能评多少工分等等。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孤儿。他说一些老人都是这样说的,因此,寨子里的人都很照顾我们。言下之意,他作为站长也要对我表示关照。他特别崇拜有技能的知青,对会治病、会开汽车、会修半导体收音机的知青更是佩服,恨不得一天就把这些技能全都学到手。作为孩子,他有耍小聪明的一面。比如,他在碾米机米糠出口的地下面挖了一个坑,铺上木板,并在碾稻谷时有意把米碾得更白一些,这样好多筛出一点米糠,当加工者把米糠扫走后,就会有一些米糠从木板缝隙漏到下面的坑里。这是我俩的秘密,等一段时间,坑里的米糠积满了,我们就用这些米糠跟景颇族老乡换山鸡打牙祭。作为傣家孩子,他更有善解人意的一面。比如,有时我起早放水启动水轮机转动发电以后,他会让我返回知青户继续睡觉,他一人守着就行了,因为在这里发电机的声音太嘈杂。

  小赛很单纯,有时纯得可爱。记得有一次,我俩到芒市购买碾米机的钢瓦筛子。他是生平第一次到芒市,对什么都好奇,也怯生。晚上到小旅社睡觉,他不睡,只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也不说话。我问他到底怎么啦,他只好怯怯地说:“宰老杨,高嗨戛细(傣语:老杨哥,我想解大手)。”那时的小旅社没有厕所,我立刻带他去了街上的公厕。没想到,他刚进去就脸红红地跑了出来,说死也再不进去了。原来,傣族人方便时绝对是要回避的,哪像城里简陋公厕那样“老脸对老脸”。没办法,我只好带他小跑着去郊外解决了事。那时的芒市虽然是县城,充其量只能算小城镇,但城镇再小,跑到郊外少说也得有两三公里吧。

 

回忆之三:难忘手足情

  1971年,开始对知青招工。戛中的知青大部分陆续返城了,知青户里最后只剩下我、“鸡蛋”和“老头”三人。三人中,“鸡蛋”年龄最大,当仁不让继任知青户长;“老头”次之,做老二;我最小,只能当老幺。我们3个成了戛中知青户最后的留守者。

  我认为,大凡了解云南知青史的人,应该把1971年大批知青招工返城,作为区别前知青时期和后知青时期的时间界限(我把招工返城前的知青时期称为前知青时期,把招工以后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时期称为后知青时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印证了先期招工返城的知青和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在人生发展轨迹上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后者,在思想煎熬、生活磨炼、意志磨砺,对插队所在地的人情、乡情的情结眷念程度以及对世态人生的审视观、人生观等方面,都比前者剖析得更深刻、更有见地。因为,这是他们经受更长期磨炼后的思考和经验。

  因此,在后知青时期,留在最后的我们3个知青之间,所结下的兄弟姐妹手足情义,比之与前知青时期其他伙伴之间的情义,更深厚、更有意义并持恒久远。

  “鸡蛋”是人不是物,是戛中知青杨国华的绰号。他在昆明读高中时,因为长得矮小,班上的同学就这样叫他,后来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来到了戛中。

  “老头”是女不是男,是戛中知青吴瑛瑛的“尊称”。下乡时,因为她干活说话处人处事性格颇像男人,戛中知青就给她取了这么个绰号。“老头”本来已被招工回昆明,但是她把名额让给了姐姐,自己留了下来。

  分批招工把大批知青都招走了,也把知青刚来时的激情带走了。从轰轰烈烈到冷冷清清,留下来的我们,大有被抛弃的感觉,感到前途渺茫,心空落落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我们一生中最消沉、最灰暗的时光。再也不坚持出工,也没有心思做饭,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就不吃,一天就是想心事、想回家,生活规律全乱了。经常到吃饭时才发现没有菜,就厚着脸皮让“老头”去傣族老乡家讨要咸菜。傣族毕朗(傣语:大嫂)都很友善,谁会拒绝一个女孩子的张口祈求呢?我和“鸡蛋”把养的鸡和狗全都处理了,鸡吃了,死狗被埋在“鸡蛋”以前种的芭蕉树下。后来,这棵芭蕉树长得特别旺盛,又发出了好几棵。其中一棵结的芭蕉串足有一人高,我把它砍下来托人带回昆明。据说这串芭蕉被用自行车拉着在街上走时,曾引来不少孩子一直跟随看稀奇。

  那时心不顺,好像事也就不顺,就连乌鸦也要欺负我们似的,连没有菜的饭也不让我们吃。记得有一次出工回来,看见一群乌鸦飞进厨房,掀翻锅盖,正啄吃剩饭。把乌鸦赶走后,饭也所剩无几了。一怒之下,第二天,我们在饭里拌了老鼠药,想毒死它们。谁知道乌鸦是天生的精灵,那毒饭,它们竟一嘴都没有动。我们弄巧成拙,把隔壁傣族毕朗养的好几只馋鸡给毒死了。我们3个吓得躲在屋里大气儿也不敢出,生怕毕朗来吵来闹。好在傣族是一个厚德有礼的民族,那次毕朗并没有满寨子骂人,只是不声不响地将死鸡埋了(傣族人不吃死鸡)。

  在那个非常时期,正是戛中的傣族干部和老乡及时给我们送来了最朴实的温暖。为了缓解和稳定我们思家的情绪,让我们安心,他们安排我们分别去了戛中的卫生所、水电站、糖厂和粮食局工作。而我们3人之间,也自觉不自觉由衷地涌出了比以往更多、更细致的相互关心和体贴。这些从外到内的关爱,使我们没有再消沉下去。这关爱,似春雨润物,推动着我们较理智、健康地继续往前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或许是两个学兄学姐要成熟一些的缘故,他们不像我感情容易外露,平时都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生怕把悲观情绪影响到我。其实,他们内心深处都埋着深深的苦涩、痛楚。每当“鸡蛋”拉起他心爱的二胡,“老头”哼着歌到傣家串门,其实那正是他们最难过的时候。拉琴、串门,那是他们缓解和释放酸楚的方式。记得有一次,我们只剩下一枚鸡蛋。吃饭前,“鸡蛋”故意叫”老头”去挑担水。趁她离开,我俩三口并两口地将饭吞下,把唯一的鸡蛋干煎了放在碗底,上面再盖上饭留给她。现在她每逢提起这事,眼里总还是噙着泪花。

(九条汉子)

  还有一次,我到遮放办事,允诺当天一定买点猪肉带回来包饺子,因为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肉了。从戛中到遮放21公里,往返就是40多公里,而且全靠步行,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走到遮放,办完事已是下午,当时真想住下,第二天再返回,但想到戛中还有两个患难学兄学姐眼巴巴地在等着这点猪肉,便咬咬牙坚持往回赶。回到戛中,已是月上竹梢,等我们吃完饺子已经是半夜了。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香最美的饺子,我像是完成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一 样,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这么满足过。

  “老头”在戛中时曾得过一次疟疾。那晚,她一会儿高热,一会儿发冷,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我和“鸡蛋”赶紧连夜把她送去遮放医院。后来她好了,对我们说,若不是我们那次及时送她,她真活不成,也不想活了。我知道她言重了,但那是她的肺腑之言。

  就在这相怜、相依、相助中,我们3人又共同生活了3年。后来,“老头”考取了德宏卫校,毕业后分到遮放医院工作。我按相关政策可以返回昆明,记得“鸡蛋”送我从瑞丽江对岸的弄坎芒棒红糖厂返回戛中途中,走到江边弄坎渡口时已是傍晚,早已没有人摆渡。当时旱季水浅,我俩是脱了衣裤蹚着齐腰深的江水过江的。第二天,我去畹町购物准备返昆,“鸡蛋”又返回芒棒红糖厂继续上班。我从畹町返回戛中,路上到了黑山门时,看到瑞丽江对岸山谷中的芒棒红糖厂,一想到“老头”和我都走了,只剩下“鸡蛋”孤零零的一人,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来。我站在黑山门上,隔着瑞丽江大声喊着:“‘鸡蛋’,保重!”我知道他听不见,我听见的也仅仅是远山的回声,可喊了过后,我觉得心里要好受一些。

  再后来,“鸡蛋”也考取了德宏卫校,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最终,“老头”从遮放医院调回了昆明,在一家供电企业工作。她靠在戛中多年磨炼领悟到的与人为善的处世理念和人相处,据说从下到上口碑极好,退休后还有部门返聘她。至于“鸡蛋”,后来又移民去了美国,那已是后话了。

 

回忆之四:难忘生死情

 

  在云南卫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中,多次看到野人山的画面。联想到约40年前我曾亲身经历过“深山老林会吃人”的可怕,至今对我和杨国华、褚嘉祜3人在新民乡原始森林中的那次遇险还心有余悸。

  从戛中只要走半天多的山路,就可以到达遮放唯一的山区——新民乡,从那里再翻过山就到了缅甸。在中缅边境的深山中,有一片绵延数百公里的原始森林,其山高林密和凶险程度不亚于野人山。

  褚嘉祐当时主动放弃遮放坝区生活,到新民乡山区做赤脚医生,从新民乡下山到遮放(遮放是公社所在地)必须经过戛中。老褚上、下山办事,路过戛中时,都会在我们这里留宿,顺便为村民看看病,给戛中傣族老“摩雅”讲讲西医、西药知识什么的,他成了我们戛中知青户的“编外成员”。我和杨国华寂寞、迷茫时,也会上山去找找老褚,从他那里获取一些启示和道理,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我记忆最深刻的有3次。一次是老褚约杨国华和我一起上山,去协助他为一个戛中的傣族小卜少做脚趾分离植皮手术。另一次是在山上买过一只羊练习解剖。杨国华那时是戛中的赤脚医生。我什么也不是,对医学一窍不通,上山看他们开刀和解剖只是图好奇。那次他们做手术还算顺利。小卜少因为烫伤造成脚掌小拇指和四拇指粘连,他们开刀将粘连部分切开,再从大腿内侧取一块皮,缝植在切开的部位,我在现场帮他们打杂。他们解剖羊也很认真,像模像样地铺着白布在简易手术台上操作。在那样的条件下仍然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可见他们对所追求事业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

  还有一次是我们在新民乡大山里找野竹笋,正是这次找野笋,使我们身陷深山老林,至今那次遭遇的惊险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老褚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1972·8·30暴雨。在山箐中迷失道路,到处乱撞至天黑,雨淋浑身湿,刺刮破皮肤,十分艰苦。当天已黑,仍在乱藤中摸索,进退不得,国华失散,又遇到边疆最毒的银环蛇的时候,心里的滋味确实是不好受的。然而一旦从荆棘中找到道路,也尝到豁然开朗的味道。”

  那天,褚嘉祐、杨国华和我一早就背着背箩从新民乡光明寨进山了。最初,进山的小路还依稀可见,后来随着树林越来越密,箐沟越来越深,山越爬越高,就有麻烦了。森林里的树冠完全遮住了天,越往里钻,光线越暗,加上我们找笋时又脱离了小路,以致后来完全迷路了。由于没有做任何标记,我们无法找到回去的小路。四周茅草比人还高,百年刺灌和千年老藤把一切都围住了。如果没有砍刀开路简直寸步难行,倒下的腐树树干把我们绊得跌跌撞撞。更要命的是,杨国华不知什么时候又和我俩走散了,无论怎么喊都没有回应,他生死未卜,我们很着急。我那时发疯样地抡起砍刀猛砍藤灌,看能否砍出一条走出去的救命路来。但灌木那么密、树藤那么多,砍了一片,前面还有更大的一片等着你,只好作罢。我爬到一棵大树上,想寻找外面的小路,可是又有更高的树挡着视线,只好又作罢。左砍右砍,上攀下滑,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精力也耗尽了。

  高大的树冠压在我们头上,密林里闷得真难受,一丝风都不透,就像蒸笼盖罩着你,严重缺氧,闷得汗水直流,人也快窒息了。半明半暗的原始森林就像恶魔一样,张着阴森的大口要把我俩吞噬。我想,今天恐怕走不出去了,就像猴子摘包谷那样,把背箩里的竹笋一个个扔掉。老褚急忙制止说,要留一点儿,必要时可以充饥。天快全黑下来之前,又下了大暴雨,我俩浑身汗水的身子又被雨水淋得发抖。我躺在林地上对老褚说,我不想走了,也走不动了,随便搭个草棚熬过今夜,等明天天亮再说吧。老褚不同意,他说坚决不能在这里过夜,过夜就是等死。他又说,不能再像无头苍蝇那样乱闯,这样精力耗了,效果还不大。我们可以估计一下光明寨子的大概方位,只朝这个方向走,只要找到一条小径, 哪怕它只有巴掌宽,只能容麂子通过,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能顺着这条小径回归到去光明寨子的小路上。后来,我们终于在茅草中摸索到了一条只能容下一只脚的小径,顺着这条小径果然找到了小路。我们摸黑往山下走快到寨子时,看到有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移动,那是火把的亮光——原来, 杨国华已经找到小路返回寨子,正叫上村民准备出来找我们。

  今天,我仍然信服老褚那时的决定。如果当时意志不坚定,在山里过夜的话,可能村民找不到我们,也可能我们被冻死或被野兽吃掉,因为我俩都没带火柴,就不能生火取暖、驱兽,用以保护自己。我想,也正是老褚这种冷静和坚强的性格,成就了他日后的学业和事业。

  (作者杨新民,原系潞西县遮放镇戛中寨昆明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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